【1956年10月，莫斯科布尔登科研究所】 “涂同志，你来主刀可以吗？”俄方教授叶果洛夫望着身边那位瘦高的中国军医，语气透着试探。 “可以！”涂通今只回答了一个字，口音里带着福建味。麻醉灯亮起配资炒股安全平台查询，他转身举刀，手稳得像山。几分钟后，肿瘤被完整切除，手术区缝合线细密平整，站在一旁的苏联学员惊得直吸冷气——那一年，他才刚满四十二岁。
六十七年后，北京丰台的干休所里，人们读到涂通今逝世的讣告，才想起这位“开国少将”原来还健在，而且活到了109岁。有人疑惑：这么传奇的履历，为何平日里少有人提起？原因很简单，他把毕生精力都给了病房和实验室，战功显赫却极少抛头露面。“不知名”三个字，正好概括了他的低调。
回到时间原点。1914年冬，福建长汀，一间土墙瓦屋里传来婴儿啼哭。祖父是教书先生，翻《三字经》给他取名“通今”，意在“通古今而知兴衰”。可家境拮据，少年涂通今十五岁便辍学务农。直到1929年秋收，大队红军路过长汀，毛委员在乡亲们中高声宣讲：“穷苦人也能有出路！”话音落地，涂通今扔下锄头，跟着队伍去了瑞金。当时他想得简单：拿枪打仗就行，却被分到后勤卫生队，成了“背药筐的小学徒”。
1932年，红军卫生学校招考看护员，上级交代：“你去试试。”考题只有一句——为什么要学看护？涂通今灵机一动，把红军医院门口那副对联抄了上去：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，读破万卷志在救人。”结果名列榜首，自此踏进医学大门。
前三年，他跟着担架队穿梭火线：抬回来一个，救活一个；救不回来，就亲手掩埋。炮火声里，他对战友说得最多的是“再挺一下”。有人统计，他在长征途中参与救治伤员超过四百人，却从未向组织报过一次功劳。
感情在战火中萌芽也在情理之中。1938年，他调赴延安中央医大特训班，住在王家坪一排窑洞里。院子另一侧，是“调剂九期”的女生宿舍。党小组长王黎十九岁，个头不高，说话爽朗。周末野外拉练，王黎背不动一捆枯枝，涂通今悄悄替她挑了去。王黎心思细，当然看得懂。傍晚散步到延河边，涂通今攥着帽檐，小声问：“你有对象吗？”这一问，把六年枪林弹雨的勇气都用完了。王黎摇头，他脖子涨红，轻声应了句：“那……以后我照顾你。”一句笨拙的承诺，两人记了一辈子。
1941年5月1日，他们在延安的简易礼堂合影。婚宴只有羊肉、牛肉、白萝卜三碗菜，战友们端着搪瓷碗连声起哄：“这就叫革命婚礼！”洞房就是两条拼接的木板床，王黎却乐呵呵地说：“够了，有人陪就不冷。”
新婚没多久，离别又到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党中央抽调大批干部赴东北，彭真一纸命令把涂通今调往沈阳。王黎目送火车远去，抹干泪收拾行李，把不到两岁的长子揽在怀里继续上班。半年后，她实在放心不下，抱着孩子走了五千公里才找到丈夫。相见那天，沈阳飘雪，涂通今一句“让你受苦了”，王黎拍拍他的军装：“走远路不怕，就怕做错事，你安心干吧。”
共和国成立后，医学人才奇缺。1951年，中央决定派二百名军医去苏联深造，涂通今榜上有名。再度分离时，王黎只说了一句：“别惦记家，我能撑。”苏联导师原本让他研究“小脑脑电图”，他改选国内空白的“三叉神经节肿瘤”，整整五年才写完十几万字的俄文论文，论文答辩那天，他请翻译帮忙发了封电报回国：“已过关，无憾。”1956年，他拿到副博士学位归国，带回三箱手术器械和一套俄文教材。
回国后，涂通今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、后升院长。工作节奏依旧是“病房—实验室—办公室”三点一线，家里大小事情，全压在王黎肩头。外人问王黎累不累，她笑答：“我和老涂各忙各的，但心在一处。”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三个儿子陆续参军。老大涂柳果从海军医学系毕业，在解放军总医院做到普外教授；老二涂雪松攻读神经内科，成了父亲最得意的接班人；老三涂西华读完国防大学后又赴美深造。亲友统计，这个大家庭加上儿媳、孙辈，总共八名现役或退役军人，两名将军。最亮眼的是大儿媳——1997年晋升少将，当年唯一的女性将官。有人玩笑：“你们家凑一桌麻将，能摆两个将星！”
2008年，一名记者在干休所采访涂通今夫妇。老人耳背，提到医学院往事仍能条理分明地把病例号倒背如流。王黎插话：“他记战场数字比记结婚纪念日快。”涂通今叹口气：“没办法，职业病。”采访结束，老两口拉记者去厨房，倒两盅客家米酒：“尝尝汀州味，暖胃。”
2023年4月3日19时05分，心电监护屏幕划出最后一道平线，涂通今走了。整理遗物时，工作人员在抽屉里发现七本工作日志、五十多份手术改进方案，还有一本泛黄的相册，封面写着“王黎留存”。第一页，是1940年的那张黑白合影，背面仅四个字——“生死相随”。
人们常用鲜花、礼炮来送别将军，可送涂通今，更合适的恐怕是一间安静整洁的手术室和一面止血钳。他的名气并不喧哗，但刀口下无数战友的性命、实验台上一代又一代学员的成长，都在悄悄替他作证。当年延河畔那个腼腆青年立下的两句诺言——救人和陪伴——他都做到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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